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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是其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

这样可以形成由法治原则承担规则的基础与指引，由比例原则承担自由裁量权控制，由便宜原则承担创制规则例外的功能全面、分工合理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群。对违背常识、常理、常情之法律允许变通执行并不会冲击现有法治，还能够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正如卡多佐所说现代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不再局限于分析性，转而采取功能性的视角，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具体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如何生效才是其核心[40] 注释: [1] 王学辉、宋玉波.行政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3. [2] 郑竞毅.《法律大辞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4 .转引自王学辉，张治宇.迈向可接受性的中国行政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3）. [3]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6. [4] 王超.起诉便宜主义相关问题评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4). [5]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8. [6] 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1). [7] 洪家殷.行政罚法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61. [8] 廖义男.行政罚法[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244. [9] 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J].中外法学,2002(1). [10]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566. [11]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M].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0. [12] 王学辉，郑琦.依法行政的历史考察——兼谈依法行政阶段论[C].文正邦:宪法与行政法论坛 (第1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75. [13] [美]理查德•B． 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6—11. [14] 谭宗泽，张治宇.限权政府的破产与中国行政法的未来[J].行政法学研究,2009(1). [15] [德]罗受•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一一起源和统治形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2. [16]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77. [17] 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4. [18] 陆贽.陆宣公奏议[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98. [19]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20]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褚松燕,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9:36. [21] [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7. [22] 李慧宗.行政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150-153. [23] 翁岳生编.行政法》（上）[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564. [24] [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9 -30. [25] 翁岳生.行政法》（上）[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562-567. [26] 王学辉，张治宇.迈向可接受性的中国行政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3). [27] 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M].三民书局，1994:122. [28] [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0. [29] 罗明通，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合理原则之应用与裁量之控制[M].台英国际商务法律事务所，1984:130-131. [30] 辞书编写组.辞海[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3:66. [31] [美]伊丽莎白•麦吉尔.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制[C].安永康,译.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1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06. [32] [美]伯尔曼•哈罗德.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 [33] 莫于川，雷振.中国的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实践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34] 王学辉.迈向和谐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428. [35]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5. [36] 王学辉.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J].行政法学研究,2008(4). [37] 林莉红，马立群.作为客观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J].行政法学研究，2011(4). [38] 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02. [39] 陈忠林.常识、常理、常情：一种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J].太平洋学报，2007(6). [40]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4. 作者简介：罗许生，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宜春学院政法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二）从普遍正义到情境正义 普遍主义正义观主张存在恒久不变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在正义社会中所有的社会价值都应平等分配，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与其他人相比是平等的，差别对待的前提在于给予最少数弱势者以最大利益为原则 [19]这种普遍正义观是具有超越性的，不受社会情境的制约。[33]但行政执法信息公示为大势所趋，为减少行政机关借助便宜原则滥用裁量权之可能，应效仿司法公开建立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公开网站，将行政执法决定之内容及理由予以公开。在南京对于行人闯红灯多数以批评教育代替罚款。准此，对便宜原则应规定必要的程序制约，防止其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

比例原则并非德国所独有，其他国家虽未直接规定，但都有体现比例原则之精义之规定，法国有谚语云用铁锤打苍蝇，英国有以蒸汽槌敲碎果核。确立便宜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法定原则之严苛，以便更加务实地达至行政目的。否则有可能带来秩序真空，进而紊乱社会稳定与改革进程。

与此相反的情形，往往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问题。判断公平有时是困难的，尤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案件。这种近现代法学的社会化思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传入中国，并渗透到当时中国民法等理论研究中。也有人质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程序问题。

但对于体制性缺陷所产生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去解决，而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立法所能取代。但问题是，司法独立性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支撑。

如果说现有体制机制不能或难以容纳某些执法行为时，本身就意味着某些体制机制需要改革，而改革与法治在某些方面容易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尤其是特定语境下政治权威路径选择背景下的改革需求。二是在凡是现有法治能够容纳的环境下，改革应当尽可能在法治轨道内进行。但我国又不能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轨迹，借鉴国外经验，少走弯路，乃是理想选择。以上问题如若处理不慎均有可能影响到中国改革进程及其社会平稳转型。

[28]但法律又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必然要求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性。如果对潜规则行为进行放大的话，那么在社会转型期，当潜规则行为盛行时，而法治基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尚未充分跟进时，完全杜绝潜规则行为是不现实的。当然，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也有它的缺陷与不足，其与改革本身有时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悖论问题。这在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种现象。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的判断。再如：有学者提出我国急需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有关立法规定，或国家紧急状态法的观点。

三是社会转型期某些立法的滞后性所带来的立法真空赋予了软法之治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自由裁量权。[②]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对此，我国应当置身于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考量适法问题。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有可能沦为新保守主义的陷阱。[39] 在此借鉴了德沃金的政治正确概念。但在中国语境下，依法治国离不开社会转型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及其路径选择考量，不能简单套用法治化一般原理和要求，否则无助于中国法治化进程，甚至有可能给改革添乱。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改革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内进行的强调，只不过需要理性判断社会转型期的法治问题。[31] 参见李昌庚：《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如前所述，政治权威背景下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应当是较为理想的选择。而且，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寄希望于执政党尤其政治精英往往有时具有不确定性。

[14]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希冀试图想解读这一点。本文所谓的精英立法，即在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情况下，基于改革效率与民主的考量，通过某些政治精英推动改革立法，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意立法，甚至有违常规程序。

[19]法治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过程。我国《宪法》第126条、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而且也使我国远超出他所分析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存的问题，即基于民族问题、台湾问题、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本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交织、[③]历史惯性等特殊国情，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表现得更为复杂，路径选择不慎，均有可能引发民族冲突、族群对立与冲突、地方诸侯、国家分裂、社会撕裂、民粹暴政等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关于立法的前瞻性与超前性问题，则要加以区别对待。依人性的经验逻辑推论，司法独立性是一种无需讨论的常识。虽然改革的目标是接近法治的应然状态，但中国的体制机制不足所导致的人治传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等因素则决定了法治的实然状态。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同样，我国最高法院最近设立巡回法庭、跨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探索跨地区设立检察院、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行政事务权与司法权相分离以及法官和检察官遴选、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与探索都值得肯定，都体现了司法改革的实质进步。

相对而言，我国现阶段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而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比较可行。[35] See Lawrence M. Friedman, Harry N. Scheiber, American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27. [36] 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

虽然这并非确保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但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等三个时期。

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必须依赖并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以此为逻辑前提，才有所谓法治化路径选择的技术层面与体制机制层面改革的时序问题。这是我国继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要求。[40]但需要将这种政治原则置身于我国社会转型期主动改革背景下衡量。[18]然而，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在国家公权力较为强势的主导下，注定了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市民社会的土壤不充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关系结构转型的过程也会受到相应限制和影响，因而其社会自治程度不足。

该文主体部分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有时，某些历史后遗症却容易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隐患，甚至由改革转为革命的导火线，从而使社会转型付出沉重的代价。

[17] 参见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2、凡是现有体制机制不足环境下，则要伴随着改革期待，灵活并理性适法。

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这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法治回应的重要特征。